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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书画家润格的故事 》

书画作品,是艺术家心智与体力的劳动的结果。但凡劳动,均可获取酬报。书画的报酬,谓之润格。有关书画家润格的故事也非常多。  唐人元稹病危之时,“以墓志文见托”于挚友白居易。元稹去世后,家人遵嘱将价值六七十万金的舆马、绫帛、银鞍、玉带等物送给白居易,白居易想起他与元稹莫逆之交,不便受赠,故谢绝。元家执意要送,往返再三,白居易只得收纳,将其转赠香山寺。 明嘉靖十六年,昆山收藏家周凤来请仇英为其母八十寿诞绘制《子虚上林图》,润格为一千两银子,同时每日以大烹待之,每月还多次举行宴会,招女伶歌舞娱乐。不久,仇英又受邀嘉兴收藏家项元汴处作画,晚年至苏州富豪陈官家作画,他们是仇英长期的赞助人。后来,润格作为一种制度便被固定下来,字画索润,书画家也公示自己的润格了。 辞官后以鬻字卖画养家糊口的郑板桥曾将润格大大落落张榜于市:“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为秋风过耳边。”此中妙语如珠,人情道理,条理分明,表明对书画家劳动价值,需要理解、支持和尊重。 书画家的劳动毕竟不同于其他行当,有其独特性的一面。 张大千的在其鬻画值例则中,便明文规定:工细不应,诔文不书,立索不应,叠扇不应,名刺不应,市招不应。 齐白石早年的润格是吴昌硕为之订立的“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廿四元,八尺卅元,册页折扇每件六元。”他也写过一份告白:“作画不为者: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石小字多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他还在书例中强调:“单条不写,有告白及宣传性质不写,来文佳与不佳均不写,金笺真伪均不写,蜡笺粉笺洋纸均不写,商号联名不题下款。”1937年之后,白石老人久居沦陷的北平,抑郁忧患,怅然有失,期间又有人上门求画求印、请赴宴请合新。起初他托病不出,贴出纸条,“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然而没有了客户和生意,生活便没有了来源,无奈几天后不得不补上一条:“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但这条子又给求画的日伪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白石老人“以人划线”,便在门前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详》的告白:“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当时常有翻译官介绍其主子前来索画,狗仗人势,狐假虎威,气愤不过的白石老人便又贴出一张告示:“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1943年,日军占领北平已六个年头,期间,白石老人日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再无精力与小人周旋,最后断然贴出了“停止卖画”的绝告,并以诗言志:“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此告白与梅兰芳蓄须、程砚秋种田,曾共为艺林佳话。 傅山面对前来讨字的权贵,也愤然写下了 “所希在斗米,岂敢望鹅群;自笑悭贪甚,吾能去几分”的句子。    唐伯虎“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诗句的影响。    叶恭绰鬻字启云:“学书卅年,垂老少进,疲于应索,迎拒两难,复以灾祸荐臻,力穷拯济,爱订润例,以应急需,海内亲知,幸祈鉴助。”    黄宾虹画格云:“书画雅事,可赠可索,兴来挥洒,工拙不计也,已若谆谆于尺寸之间,必如其意之所欲得,则务酬大痴子之酒资,供独往客人游橐,爱订斯例,鉴者谅之。”     王一亭润格云:“作书作画一而二,骨重由来不取媚;躬比阳冰入篆室,笔化鲁公争坐位。明年六十杖于乡,大好精神虑憔悴;求者踵接迸不得,加润商量苦缓辞。”此等赘言冗句,无非意图说明“卖画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和“卖书画而不降人格”的宗旨。     抗战后期,云南昆明物价一度高于全国,币值剧贬,闻一多先生一月工资,仅能维持其八口之家之十日伙食,衣物能典卖者多已易米,虽兼昆华中学教职,生活仍极困苦。为摆脱儿女饥寒,终受友好进劝。1944年5月,昆明街头的几家店铺纷纷挂起“闻一多治印”的牌子。1943年9月开始,闻先生润格为“石章每字(法币)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1944年4月,润格涨至“石章每字六百元,牙章每字一千元。”  闻一多治印虽是为了谋生,然操守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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