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千年书法》解说词 书法, 记录, 上海博物馆, 工作人员, 王羲之

青青子衿

一、翰墨精神

   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期盼和等待着，他们甚至有些焦灼和激动，因为他们将要迎接的是一件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艺术瑰宝。

其实，这件令人牵挂不舍的稀世之宝仅仅是几卷薄薄的纸，纸上也仅仅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中国文字，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奉旨”刻制的集帖。它将历代宫藏的书法作品，特别是 “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集中镌刻，拓印成集。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的创立，最初都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是，纵观大千世界，在流传下来的这么多种文字当中惟有汉字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这其中除了历代书家们的笔墨功夫外，和汉字本身的特点是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青铜器就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几乎是在青铜器产生的同时，一种兼有纪实和装饰作用的文字出现在了钟鼎之上。这种青铜钟鼎之上的文字，被后人称为“钟鼎文”。古人把青铜称作“金”，因此这种文字又被称为“金文”。

清代书法家李瑞清曾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认为临摹毛公鼎铭文字体，是学习书法必不可缺的一课。

钟鼎文已经非常久远了，但是它依然算不上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线条后来被证实是中国可以辨识的最为古老的文字体系。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后人便把它称作“甲骨文”。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剿灭了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当时秦国通用的文字书体有八种之多，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要求在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丞相李斯在大篆的基础之上删繁就简，制定出一种比大篆更加简洁规范的文字，这就是小篆。秦始皇把小篆定为标准字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李斯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姓名的书法家。

沿着古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书法的体例被依次划分为真草隶篆，其中的篆书就包括大篆和小篆两种书体。既然作为汉文字源头的甲骨文和钟鼎文都被划属大篆书体的范畴之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那些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的文字正是中国书法的开山之作。或者说，中国书法的产生就是伴随着古代文字的产生而同步出现的呢？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它的争论就在于字体与书体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比如郭沫若曾经说过，在这个秦朝的时候，有秦朝的钟王颜柳，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时候的钟王颜柳，他说在甲骨的时候甚至也有甲骨时期的钟王颜柳。那就是说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书写家，或锲刻家，那他是把书体和字体合一的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呢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书体与字体是一回事，因为书法它是一个寄生的艺术，没有汉字这个母体没有书法的艺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与书法系主任秦永龙:“作为一般的符号，它是不强调太多的变化，不强调构型里头或者是笔画里头有没有生命，我们就是说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字的符号是一种无机的，一种机械的拼合，就像我们马路上看见的交通符号一样。那么，作为在这个机械拼合的无机的文字符号的上面进行加工，它才能升华出我们今天讲的真正的书法艺术。所以书法艺术是写字，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写字就是书法艺术。”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书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甲骨文、钟鼎文是迈出的第一步，当之无愧地是中国书法长河的“三江之源”。

在秦朝通行小篆的同时，隶书在社会下层悄然而生。到了汉代，隶书取代了小篆，上升为主要通行字体。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它使汉字告别了已经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彻底摆脱了古文字那种象形的特点，所以汉代人称隶书为“今文”。

到了汉代末期，隶书向正书、行书、草书三个不同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最主要的三种书体，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隶变”。

如果说汉字自身的逐渐演变为中国书法展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书法工具的逐步完善无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代的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中这样写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一管柔毫、一张宣纸，就可以把人的精神性情清晰而又千差万别地体现在笔下的点线之中。以最简单的工具，直接的把握物我之真，万象之美。“天地万物之变动，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原来，书法艺术和书写者的人格性情就是这样紧镶密嵌地成为浑圆的一体——艺术成为人的具体意义和生动展示，人格性情成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

带着这样的思索，让我们重新回到浩瀚的书法历史中去求证、去发现那沉寂千年的墨迹纸张背后灵动着的一副副鲜活的生命形象吧。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人们都要到郊外的水边踏青郊游，以消灾避祸。他们把这种活动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约了一些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到兰亭溪边饮酒游戏，即兴赋诗。大家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一篇序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叙写了兰亭雅集的盛况，抒发人生的种种感慨，文笔隽爽流畅，洒脱无拘。而王羲之的书作将晋人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神韵抒发得淋漓尽致。恐怕连王羲之也没有料到，他即兴写下的这篇《兰亭序》竟然得以“天下第一行书”而风流千古。

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晋书法以洒脱飘逸的风采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而唐代书法则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征服了后世。

草书是最为简便快捷的一种书体，它只保留了汉字的梗概，书写起来草率急就。草书到了唐代的张旭手里，犹嫌草得不够，于是就创立了狂草。狂草最为肆意放纵，草到了极致。张旭的草书蓦地而来、飘然而去，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腾作势，心手两忘地抒发心中的激昂慷慨，展示了他傲视一切的胸襟。诗圣杜甫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下笔落纸如云烟”。三杯酒下肚，在王公大臣面前脱帽露顶，用这种不拘礼法的狂态来面对生活，用这种微醺的狂态来创作草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那种张扬个性。

谈到唐代书法，还有一位对后世书法影响极为深远的书家，他叫颜真卿。颜真卿的家族一门显儒，诗礼传家。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颜氏家训》就是出自颜真卿的祖上一代名儒颜之推。颜真卿中年的时候遇上了“安史之乱”，在河北二十四郡俱已沦陷，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际，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举起讨逆大旗，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一家有三十多个亲属在战乱中殉国，其中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堂侄颜季明的牺牲最为壮烈。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颜真卿满怀悲伤地设酒祭奠死难的亲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那片震烁古今的《祭侄稿》。颜真卿用喷涌而出的激情，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写得这样奇崛雄健、浩气充塞，达到了超神入圣的境界，以至《祭侄稿》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忠义节烈，舍生取义,他的书法也一如忠臣烈士，庙堂之气十足。书法本身是极具象征性的，看到颜体楷书，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象颜真卿这一类的忠臣良将。后人评价说颜体楷书正像“关羽坐帐，正气逼人”。国人的视觉联想竟是如此丰富，居然把方块字和人物的形象联系起来。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关羽，之所以能与孔夫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就是因为在关羽身上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孟子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百年来，在孔孟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崇尚忠臣义士、道义节操的传统文化。关羽是忠义楷模、仁勇化身，这和颜真卿的满门忠烈、舍生取义是一脉相承的。颜真卿堂堂正正的楷书和关公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意象叠加起来，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就这样在一个个的方块字上显现出来了。

这是黄道周在狱中写下的诗卷，字里行间那一横一竖可以看出他在书写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他一笔不苟地写着，看不出丝毫的胆怯和慌乱，人们从诗卷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气节和心灵震撼。临刑前，黄道周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无论是官居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无论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只要是中国传统文人，手中都握着这幅笔墨，笔墨间流淌的不仅仅是百折千回形态各异的中国文字，更体现了一种千百年来磨砺而成的文人性格以及生命状态。中国书法的走向一直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决定中国书法基本风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书以明道”，这个“道”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伦理规范。

明代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傅山作诗告诫他的子孙，“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提出的“作字先作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背离了周礼儒学，那么做人就是立不住脚的，这样的人写出字来也必然流露出一种“小人之态”，而这种低俗仅仅靠笔墨技巧是无法补救的。傅山告诉他的孩子们，在学习颜真卿书法之前，必须首先观看颜真卿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就是要先学习颜真卿的做人。只要胸中有颜真卿那样的浩然正气，一管小小的羊毫也足以“气吞强虏”。

那么我觉得所以古代书法的那种精神性，最感染人的就是书写者的那个精神性，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激动人心、感人至深，让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种东西他们抓住了，我以为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那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动人的因素。

书法艺术几乎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生命形式的例子不胜枚举。纸砚笔墨、梅兰竹菊装点起来的生活环境也成为文人书家们追求高洁意境的荣耀象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陋室铭》中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理想中的文人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以陋室的清贫的情境来反衬文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家园的富贵高雅。正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说到鸿儒，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自然是当之无愧，这位广学博才的大书法家谈及学识修养和书法的对应关系时，这样说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书家如果学识浅薄、见识狭隘、学问不足，其书法是不可能达到尽妙程度的。

苏轼本人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富有浪漫个性和学问文章之气的书法家，他诗词文赋、书画音律无所不精。他的书法既有阳刚之美，又有书卷之气。苏轼广博的学识造就了他那种气吞万里的胸襟气度。观苏轼书法，就不由使人联想到他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恢弘与豪迈。

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今天，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幅令我们无限追思和景仰的笔墨宝卷，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一笔沉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财富。站在它的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因为每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我们都可以随时去瞻仰去体会那份古朴优雅和那份博大深邃。

无论是勤学苦练的求索，还是心手两忘的抒怀，无论是浪情恣肆的狂放,还是温文尔雅的内敛。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已经经过漫长的积淀代代相传，浸透在了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透过那变幻万千的点线形式，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沉浸于笔底，洋溢于案头的生命存在。

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书法创作成为书家心灵世界的展现，传统文人们自觉地将书法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书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养、人格完善的过程。虽然作为实用性书写工具的毛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国艺术瑰宝的书法却保留了下来，它那独具的神韵、百读不厌的气质，至今依然令人倾倒、令人陶醉。千年书法的历史不仅仅是这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的流传史，伴随着文人们的笔墨纸砚流淌千年的毫无疑问应该是那千古不变的翰墨精神。

青青子衿

二、至尊书圣



陕西礼泉县的昭陵，唐王朝的一代英主李世民就埋葬在这里。千百年来，文人们对昭陵可以说达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他们惦念的仅仅是埋在这座陵墓里一张写着字的纸。就是这张纸，人们对它的渴慕之情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它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兰亭序》，作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

贞观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６７２年，唐太宗病危，临终时他召见了太子李治。太宗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吾所欲得兰亭，汝意如何？”作为儿子的李治听到父亲这样的请求，面对着一个就将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李治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李治也非常喜爱收藏书画佳作。而王羲之的《兰亭序》，恰恰是天下最值得收藏的稀世珍宝。李治这时候一定意识到，太宗皇帝强调“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就是用“诚孝”来警示他：如果不把《兰亭序》作为陪葬，即是不孝。唐太宗在临终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可见《兰亭序》在他心中的地位。

望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李治把《兰亭序》装入玉匣之中，亲自放在了太宗皇帝的面前。这可以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又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对另一个书法爱好者的理解。《兰亭序》就这样作为陪葬品埋入唐太宗的昭陵，“天下第一行书”从此长眠于地下。

王羲之，字逸少，因为他为官曾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又称他为“王右军”。王氏宗族在朝廷中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王羲之从小就受到深厚的书学熏陶。稍大些后，他便跟随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名叫卫砾，是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少年时代的王羲之并没有显现出过人的才华，《晋书》记载他，“羲之幼纳于言，人未称奇。”。成年以后，王羲之开始离家远游，遍访北方名山大川，瞻仰临摹名家名碑。多年以后，他曾这样描述这一经历：“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这是一种自责，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这么多年学书，只是囿于一门一派狭窄的空间，真是在浪费光阴。但王羲之毕竟有着超拔的才华，他改弦更张，“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1600多年前的某一天，当王羲之乘坐的小船离开江南，向着北中国进发的时候，他也许意识到了，他的书法之路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但他一定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转变，竟然深刻地影响了在他身后延续千年的中国书法发展方向。

两汉至魏晋时期，崇尚书法的风气非常盛行，帝王士大夫皆以善书为荣。据东汉赵一《非草书》中记载，世人“游手于斯，专用为务”，就是说书法成为了世人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这四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沉浸于学书中的热情。只有不为功名而仅为自娱，才会让整个社会对书写迸发出这样的热情，才会使书法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当时，世俗学者、官宦人士中也有不少是精通佛道、崇尚隐逸的人，从王羲之和当时一些高僧的交往来看，至少，王羲之在精神上对佛教所提倡的清华雅淡的境界是认同的。王羲之不喜欢做官，《晋书》记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这样的官位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还是频招，也就是说在留着位置等着他。这种诱惑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能不让人动心的。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羲之内心世界的狂傲。世俗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王羲之这里坍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魏晋时期，王羲之等名士的作为能够被后人归纳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骨”，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一种人生风范。

文化学者肖云儒：“这样最典型的，我从背景上来谈有两个，一个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这都是好酒、嗜酒、行为乖张、狷介，不与世事同流合污，就是拿现在来说，非常地异类、另类、酷。你看刘伶他不是，他喝酒到什么程度，后面拿一个棺材抬着跟着，我什么时候喝死了，你就地就埋了。他说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裤，他不欢迎的人来了，他说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就是非常乖张，跟社会对立，自由性格。但是就这种人最后在唐墓里边，魏晋这个墓里边有他们的画像石，表明那个

时候社会上很认可他们，觉得你另类好，就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王羲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说由外向内、由动向静、由粗犷到精细，整个审美风格转移的这个历史时代王羲之诞生了。”当时的扬州刺史殷浩向来看中王羲之，多次劝他出来为国家效力。王羲之被感动了，担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使。但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当作一块招牌摆在了那里，还以为是有了挥舞的天地。为了不甘心自己只是被搁在一个闲职的位置上，王羲之多次请求去当时的军事重镇宣城，但殷浩没有答应他。

王羲之生性敏锐而高傲，这段为官的经历，不能不让他去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那么，他思考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史书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也许从一个叫做兰亭的地方我们能够找出一些答案。

从绍兴城向西南的兰渚山下，有一座幽雅别致的古典园林。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曾在这里种植兰花，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称作“兰亭”。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也就是1600多年前的那个温暖的春天，王羲之和友人谢安、孙绰等41人，在这里流觞饮酒，赏谈赋诗。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放眼望去，“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大自然是那样的自足圆满，自由活泼，生生不息。他们围坐在曲水之畔，将酒杯置于水中，任其随水漂流，酒杯到谁的面前，谁便饮酒赋诗。不然，罚酒三杯。虽然没有丝竹伴奏，但喝一杯酒，吟一首诗，也足够畅叙衷肠。在这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诗人抬头看到的是广阔的天空，低头看到的是万物的繁茂，大自然以其生生不息的广袤坚定着王羲之对自己生命方向的判断和选择：身在无拘无束的自然怀抱之中，心情才是最舒畅的。何况人生有涯，天地无限，宇宙生机中又包含着多少玄妙需要用心去领悟才能参透呢？王羲之说“信可乐也”，这是多么值得快慰的时刻呀！

在兰亭聚会的那天，据说王羲之喝了很多酒，他终于醉了。《兰亭序》共书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了一个生命的形象。特别是二十多个“之”字，更是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宋代书法四家之一的黄庭坚称扬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

明朝《永乐大典》的主编解缙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人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

王羲之在世时，其书法作品就“声华四宇，价倾五都”。由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王羲之的书法为珍贵，以至于就有人专门模仿他的书法赚钱，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真迹爱不释手，于是诏命书法大家临摹《兰亭序》，我们很难推测李世民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也许他是想通过对《兰亭序》的临摹来检验一下那些书法爱臣与王羲之的差异高低，也许他已经想到要将《兰亭序》带入自己的坟墓，故而复制，以求流传呢？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是唐代的书法大家，现在传世的王羲之《兰亭序》的唐代临本，就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在有关《兰亭序》的各种临摹本中，唐人冯承素的摹本据说是最接近王羲之《兰亭序》原貌的。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冯承素是宫内专门从事摹写名家书法的人，和其他几位书法大家相比，人们相信他会更加拘泥于原作。其次，他的方法是先钩轮廓再填墨，所以人们认为不会失真。冯承素的这件《兰亭序》，因卷首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被称为《神龙兰亭》。

李世民曾亲自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述了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盛事。皇帝的文章当然应该流传千古，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按照当时的办法只能是刻在石头上。可是又有谁的字能与天子的文章相匹配呢？只能是书圣。只有书圣的字才能与圣上的文章相得益彰。可是书圣王羲之作古已经250多年了，怎么办呢？由于取经是一件佛教盛世，于是长安诸寺院便委托弘福寺的怀仁和尚来办这件事。怀仁和尚从内府借得王羲之书迹，从中逐字寻找，然后描摹下来，以求丝毫不差。据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他奏请朝廷昭示天下，谁能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典故。书家写字要求一气贯之，字与字之间都有安排照顾。集字则不然，需要在若干个同样的字里选择出最适合的字出来，排列组合。这个过程，需要花费的心血可想而知。怀仁是一个“能文工书”的和尚，他呕心沥血，历时整整二十四年，终于完成了这项使千百年来学书王羲之的人无不收益的浩大工程。《圣教序》至今仍然是学习王羲之行书最好的范本字帖。

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在唐修写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时，李世民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了一段御评，这就是《王羲之传论》。在《王羲之传论》中唐太宗写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武则天，这位被人熟知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她还是一位书法家。她曾刻意习练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先祖二十八人书迹捐献入宫。武则天下令弘文馆分十卷摹勒拓印。由于当时的年号是万岁通天，因此这部聚集了王氏一门几十位书家作品的摹本，被称为《万岁通天帖》。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中国的古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尊一个圣人，王羲之占有了这么一个地位，就说明他集古今之大成。他在东晋时代，收书了东晋以前中国书法的个体演变的历史，他对书体的演变做了一个总收书，做了一个新体的自我的创造，所以他开启了一代行草书，当然也包括楷书，主要是行草书，历代的书风的这么一个大的门户，可以说是正统的门户。中国历代，中国人在任何领域都喜欢讲正统，王羲之实际就是正统中的典范、楷模、圣者，就是尽善尽美。”自唐以后，王羲之的书法一字千金，其实，即使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王羲之的墨宝也是千金难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王羲之他的之所以不可超越性在于两点，就在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就表明了个性重于一切，自己的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重于一切，只有按照自己我心写我手，我手写我字，才可能形成自己的东西。

第二点呢就是，魏晋时期人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可以说当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你想想嵇康痛苦，阮籍悲惨的命运都可以看出，竹林七贤几乎没有几个有好的下场，可以看出来。那么王羲之也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他在五十三岁的时候，他辞官不再做官。而是，他认为只有一辈子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书法才可以完成自己一辈子的宿命，所以他是把命，把整个自己的精神投注在书法上，所以构成了他的书法的高峰。最后，我们不得不说，王羲之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之才。”“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从《晋书》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王羲之隐逸以后的生活。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愉。以至于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卒当以乐死”。

唐太宗把王羲之的《兰亭序》带进了昭陵，而武则天则在自己的陵墓前立了一块石碑，如此高大的石碑，上面竟然连一个字也没有，后人称这是“无字碑”。武则天的书法研习“二王”，按理说对文字应该是有感情的，可为什么在她陵墓前的这块碑，却无只字片语？只留下茫茫的一片空白呢？难道说，她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无法用文字表达？或许是出于对文字的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又能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有《兰亭序》为伴，也许会让这位酷爱书法的人在冰冷的地下同样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吧。

人们常说纸寿千年，也就是说，纸能历经千年而不损，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真希望能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想象一下吧，假如有一天，昭陵那座巨大的墓门被打开之后，那幅1600多年前由王羲之亲笔所书的《兰亭序》重见天日的时候，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附录：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王羲之（公元303-361）

    王羲之享誉天下，成为书界的玉皇大帝被无可争议地尊为“书圣”，当然有“贞观之治”的皇帝李世民独尊大王的始作俑了。唐太宗之所以为王羲之倾倒堕入情网，是因为王书“尽善尽美”，倾倒的情状到了发狂的地步。他亲自作的《王羲之传论》说：“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已经是非一个皇帝所应该为的了，更有将王氏书法搜刮殆尽之势，即责令内府收集王羲之书法，竟得三千七百余纸，就是没有《兰亭序》。王氏家族也视为传家之宝，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和尚手里，正当贞观年代。即使是皇帝召见，即使有杀头的危险，也没有将《兰亭序》交出来。唐太宗用了很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演义了“萧翼赚兰亭”的故事才骗得到手。尽管赚兰亭疑似抢劫，唐太宗却不抠门，令当时的大书法家们摹写数本，以供近臣为楷模。《兰亭序》真迹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被作为殉葬品进了昭陵，越发让人对这部作品产生了更多的期待。

我知道《兰亭序》的故事在孩童时代，是祖母给我讲的。祖母为嫁到王氏而得意，她的名字里也有“书”字，我不知道奶奶的父亲是不是酷爱书法。奶奶爱讲“三国”，她老人家讲的“三国”故事是真正的故事，是《三国演义》里所没有的。后来我长大了念了点书读《三国志》，也没有找到桃园结义时关羽陷害刘备的任何线索。我就纳闷，奶奶是不是特别会杜撰。待到我在野史中见到萧翼赚兰亭，才知道奶奶讲的《兰亭序》的故事并非杜撰。

上至帝王下到百姓，都对王羲之那么着迷。唐代诗人刘禹锡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纵横捭阖，凌霄踏地，宗为哪般？我是在成年以后才看到印刷品《兰亭序》定武本和神龙本的，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法书，让人更得琢磨，原作到底是怎样的呢？就临摹本来说，又传达了作者哪些信息。一个杰出的天才之作必有他鲜为人知的漫长过程，宏大的宫殿非一日之功。一本书主义，一幅画主义，终究是哗众取宠的理论。《兰亭序》是书圣宏大壮丽楼宇般作品的屋脊，若是仅仅拿下那楼宇的屋脊，几不能成立。更何况，那不仅仅是“工”的时间与空间的延伸，还有更多的文化、智慧、科技、人生、人的品性的内容。

天下的王姓发祥地有两大主脉——太原王和琅琊王，王羲之家族属于琅琊王，原本出自姬姓，由周灵王太子晋繁衍而来。王羲之的人生是暴风骤雨的激荡——公元313年，匈奴首领刘聪的军队攻破了西晋的都城洛阳，俘虏了怀帝，被毒死。316年，西晋军队再次被打败，愍帝投降。民间说“龙浅沙滩受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大概说的就是这皇帝父子。愍帝被解押到平阳，受尽了凌辱，刘聪打猎，愍帝执长戟开路，在宴会上为客人斟酒，雨天撑伞，刘聪上厕所，愍帝拿着马桶的盖子，忧愤之极导致自杀身亡。

王氏家族在匈奴攻破洛阳后随大批贵族南迁潮即迁居建康，按照史家比较公认的说法，王羲之时年10岁。由于公元317年东晋重建国，在此前后丧乱至极的朝野急需人才，因紧要关头有鼎立之功，又王氏家族先前即与司马睿相善，王羲之的族伯王敦为大将军，从伯父王导拜了丞相，形成了王与司马共天下的局面。大臣于皇帝，看你的功劳有多大，是在什么时候功劳大。当朝廷处于危卵境地，当然是功劳越大越好，危难之际更需要挽狂澜于即倒；若是相对和平，就得看皇帝的气度和近臣优劣了。若是首领与皇帝身边是满腹经纶以天下为公当信条的饱学之士，皇帝有可能做出利国利民的事情来。若是小人当道，皇帝被非君子所包围，他不当昏君也难。王氏的逐渐被排挤，由亲密无间到疏淡，由信任重用到嫉恨，就是皇帝逐渐昏庸的过程。

王敦兵权在握，权力大得让皇帝不得安生，元帝司马睿已经有意忘却当初，终于下了逮捕令，王敦即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于武昌。王导为人谦和，这等事情当然是他始料未及的，即脱去官服，率领全族人众，日夜伫立在宫门请罪。王氏家族没有被满门抄斩，是王敦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铤而走险成功。

王羲之从少年到青年，目睹了惨烈与动荡，“吾素自无廊庙志”深植于他的血液骨髓之中不断繁衍。然则，望族出身，使他不出世也难。在经历了漫长的官宦生活以后，到了公元348年，被委任为护军将军，永和七年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这已经是公元351年的事情了，时年48岁。他对君臣的期望值过高，恨不得帝王都是尧舜，臣子个个如同管仲、乐毅、姜子牙，有了矛盾即如廉颇、蔺相如。他期望“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而现实却是“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不痛心悲愤也。” 虽然他政绩突出，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开仓赈济，也曾禁酒节粮，也曾进言一系列改革，可是，终于还是导致了他辞官归隐。

永和十一年的《告誓文》透漏了这样的信息：“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实际上，他去官退隐的决心是无法动摇的了。

导致王羲之辞官的一个公认的直接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王述字蓝田，扬州刺史，管辖会稽。这个人性子急迫，比如他吃鸡子，就拿筷子扎，扎不着便大怒，扔到地上，见鸡子没有粉碎，还敢在地上转动，他觉得鸡子在向他示威，又去踩踏，没有踩着，只好用手捉住，放到嘴里咬破就吐。似这等牲口似的举动令王羲之鄙视，他说蓝田的父亲就这样粗鲁，何况儿子。王羲之辞官已经是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时年52岁。

在王羲之当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与辞官归隐之间，一件伟大的艺术品诞生了，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仍然难以磨灭，那就是古今莫二的法书《兰亭序》。

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行修禊礼的季节，逐渐成为风俗，人们集聚在溪边借水消除灾祸，祓除晦气，以求得吉祥。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王羲之邀请文义冠世的文人雅士谢安、孙绰等42人，在兰渚山麓兰溪江畔聚会，饮酒赋诗。心中的不快与忧伤，官场的郁闷与无可奈何，都可以在清流激湍的洗涤中予以消融。还有对人生的参悟与抒发，对自然的赞美，对释道文化的认同与理解。“羲之自为序以伸其志”，王羲之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下了永垂千古的序言即《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看人生之短，人世间的万状，感慨良多。“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如果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没有那么大的情绪起伏变化，没有他人生经历与个人性情的矛盾与冲突，我想，他这篇序言一定不会这样的精彩，笔墨也好，文章也罢，莫不如此。在我粗略翻检了历史之后不得不说，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王羲之写出这样富有文采和思想深度的文章与如此精美绝伦的书法作品那是必然。

王羲之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终究要使他成为艺术上追求完美主义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过多审视《兰亭序》的时候，除了尽善尽美，除了“就中‘之’字有二十许，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如有神助”，还有更多的信息残留在临摹本之中。据说王羲之在书写《兰亭序》的时候到了心手两忘的程度，可谓一挥而就，事后想写得再好一点，重新抄录“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文章文采飞扬，书法用尽善尽美已经难以形容了。可也不难看出，在平和圆润的书法作品中，仍然有不可遏止的悲愤与忧伤，笔墨情绪昂奋、激愤、激昂、激荡，求完美而不可得的躁动，追求与现实之间的企图沟通等等。“崇山”后脱“峻岭”，“或因寄所托”的“因”，“悲夫”前两字和“夫”字，“斯文”的“文”，都有明显的涂抹。说到底，这是一部草稿，但是，就是这草稿，让千百年来历代书家刻意追求一字不错的书法相形见绌。

1984年，嵊州的周乃光先生将研究王羲之故事的专家陈玮君先生的专集转赠与我，在我脚踏实地走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之后，寻找王羲之的信息的情绪就更加浓烈。说不定哪条路上就有他的足迹，他曾经在哪里逗留过。尽管鲁迅故居那么让人亲切，尽管我坐在乌篷船上荡悠悠，尽管在沈园看到了陆游的“红酥手”的“手迹”，还在咸亨酒店吃了茴香豆喝了黄酒，心却已经到了“兰亭”那个地方。

离兰亭还很远，一股商业气息扑面而来，到处都沾染着兰亭，体现着一代书圣留给后人的恩泽。街道两旁都是文化店铺，青年们蘸着“金墨”学着王羲之的样子在扇面上默写《兰亭序》，金光闪闪，非常精美。我不知道王羲之如果在世会有怎样的感想，是喜出望外，这么多人重复他惟妙惟肖，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笔者”那副成竹在胸般又闲散的样子，活像饱学之士，见了游客只是笑笑，决不刻意兜售他们的“杰作”。

景区有个院子，专门雕刻着历代名家“临摹”的《兰亭序》。我看了以后愕然怏怏，这些名家们自己的作品未必不好，甚至很精彩，然而这所谓的临摹，就真的让你不知说什么好了。“临摹”保持了原来的涂抹，也保持了脱字旁补，让人不禁哑然失笑。当初的复制，保持原作的点点滴滴，是为后世楷模，到了《万岁通天帖》，不惜双钩填廓，都是起到复印机的作用，已经是复制了。而如今临摹复制品还有必要假装写错吗？还有必要故意脱字旁补吗？我想到满街的“金墨”本，看着这满墙的“临摹本”，就想到了街肆的龙井，模样有点，味道有点而已。伟大的杰作都是高温高炉，我们就尽情享受它们的温暖吧！我们就一饱眼福吧！切记，离它们远点儿，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为焦土一块，或者化为灰烬。

多么想瞻仰《兰亭序》真迹啊！可是，世人总不能为了看一幅书法挖开昭陵吧！尽管这幅作品是那么独一无二。在书法史上曾经有过传说，说大书法家钟繇之所以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他看见蔡邕的《笔论》在韦诞处，急得他捶胸三日，以至于吐血。韦诞死后，掘墓而得。王羲之十二岁就看《笔论》，后来才成为书圣的。现在蔡邕的《笔论》在各种版本的图书中均有收录，也没见过谁成了里程碑，谁成了书圣。历代书家，但凡写得像点样子，必声言上追二王。尤其是当代书家，动辄就说自己以二王为宗。可是，现在地上天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已无片纸真迹。你追什么追，到哪里去追啊！

原本已经在昭陵沉睡，如果当初唐太宗不带入陵墓作为陪葬品，《兰亭序》的命运会不会也像王羲之其它法书那样消失在这个喧嚣而不安宁的世界呢？

青青子衿

三、热血书家

湖南的祁阳是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地方，这是由于它的偏僻。

然而在书法家们的眼中，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值得崇敬。因为这里和一个伟大的名字颜真卿联系在一起，1230多年前镌刻在摩崖石壁上的书法作品《大唐中兴颂》至今还被人顶礼膜拜。

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前，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大唐王朝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安禄山率领的叛军接连攻城掠地，直逼长安。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随着叛军的步步紧逼，唐玄宗狼狈出逃。行至途中，军队中长期对宠臣杨国忠的不满情绪爆发，将士们甚至采取了极端手段，逼迫唐玄宗不得不把杨国忠的胞妹贵妃杨玉环勒死在马嵬驿。

安史之乱前后历时七年，大唐江山也数度岌岌可危。当叛乱终于被平定，满天的乌云散去，天下重归太平，自然可喜可贺。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于是由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结撰文，盛请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颜真卿作书，在山崖之下留下了千古名篇《大唐中兴颂》。

颜真卿的书风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的书风是一种钟鼎坐堂、正大光明，丰厚、雄浑，气势非常大，当然里边也有刚烈。但是颜真卿他其实又有另外一方面，他融会各家，他真草隶篆，他能把前朝的各种东西融会。他所首创的那种叫做中锋行笔，逆笔启动、中锋行笔，那种藏头护尾的风格，都吃墨很深了，所以显得非常的雄浑有力。这个当然跟盛唐之音是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盛唐之音的一种符号象征。

颜真卿传世碑刻中经常自署“琅琊颜真卿”。古代所说的琅琊，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沂。琅琊颜氏在历史上是名门望族，颜真卿的祖上可以上溯到那个因德行好而被孔夫子赞曰“贤哉，回也”的颜回。颜氏一门以诗礼传家，名臣辈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南朝诗人、与谢灵运齐名，被后人称为颜、谢的颜延之、以宣扬儒家传统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的《颜氏家训》作者、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等颜姓大儒都出自颜门，和颜真卿血脉相承。颜氏家族在西晋时随宗室南迁到建康，后迁长安。颜真卿公元709年出生在京兆万年，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

颜真卿，字清臣，透过他的这个名和字，不难看出父辈首先对颜真卿的道德品行方面提出的要求和希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才华横溢的颜真卿考中进士，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天宝十二年，颜真卿被排挤出京，远赴山东德州任平原郡太守。后人称颜真卿为“颜平原”，即由此而来。平原郡远离京城长安，这里土地贫瘠，民风剽悍。正如边塞诗人岑参《送颜平原》诗中所说：“此地邻东溟，孤城吊沧州。海风掣金戟，导吏呼呜驺。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摆在新任太守颜真卿面前更为严峻的是，平原郡属心怀二志的奸佞之臣安禄山所管辖，这就为颜真卿日后面临的风险埋下了伏笔。

颜真卿任平原郡太守后，他“废苛政、黜奸小、除奸诡、进忠良”，平原百姓从此安居乐业，道途不惊。为此，颜真卿的好友、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写下了《奉寄平原颜太守》，诗中说道：“皇皇平原守，驷马出关东。银印垂腰下，天书在箧中。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逋逃还力农。”表达了对颜真卿造福一方百姓的赞赏之情。

对安禄山的野心，颜真卿有所防范，他悄悄地在平原郡高筑城，深挖沟，收揽丁壮，积储粮草。颜真卿表面上每日以书会友，吟风弄月，尽造假象以化解安禄山对他的防范和疑心。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谋反，叛军所到之处，“河朔尽陷，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匿窜，无敢拒者”。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唐玄宗李隆基束手无策，狼狈不堪，他说“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就在李隆基感叹用兵之际，却无有忠臣良将的时刻，他还不知道，颜真卿在山东不等诏令，早已挺身而出，举义讨贼。由于对安禄山早有防范，颜真卿一声令下,所辖的三千人马很快扩充为上万人的威猛之师。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教授刘守安：“颜真卿被推为联军盟主，统兵二十万，横绝燕赵，军威大震。天宝十五年，颜真卿曾指挥平原、清河、博平三郡，这些都是现在河北和山东一带，与叛军激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颜真卿在这场关乎唐王朝存亡的动乱中，大忠大勇，功勋卓著。同时他也付出了失去亲人的惨痛代价。叛军大兵压境，攻打常山城的战斗中，颜杲卿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和他的儿子颜季明一齐被俘。

两年之后，当安史之乱的硝烟散尽，顾不得洗去征尘的颜真卿，就开始四处寻找死难亲人的尸骨。

乾元元年九月，颜真卿安葬了亲人。并设薄酒，祭奠为大唐社稷捐躯的颜季明。此时的颜真卿悲从中来，难以自制，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祭侄季明文稿》，后人称作《祭侄稿》。

《祭侄稿》书写25行，共234个字。祭文情感真切，痛贯心肝，悲壮情怀溢于字里行间。颜真卿面对亲人的亡灵，国难家仇，涌上心头。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祭侄稿》开篇从“维乾元元年”开始，可以清楚地看出，颜真卿的心情异常沉重，落笔冷静，书写缓慢，一字一字笔墨饱满，用笔沉重沉着，墨色凝重而近于凝固，似乎在书写过程中还在构思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很快书家的激愤之情渐次高扬，行笔加快，涂改之处、枯墨之笔频现纸上。从“蒲州”二字开始，墨色渐重，笔姿放纵，此后笔势渐次跌宕，可以看出颜真卿的心情越来越不能平静。在“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一处竟连续涂改三次，难以定稿，在笔墨翻飞之间，他想到了与自己手足情深的族兄颜杲卿，难以抑制的悲情跃然纸上。当他写到“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时，字形兀然放大，行笔加重。“手稿”节奏铿锵，音调悲壮，呜咽之声由弱至强，声声入耳。当写到“百身何赎，呜呼哀哉”，“抚念催切，震悼心颜”时，我们仿佛看到颜真卿老泪纵横，痛心疾首。当 “呜呼哀哉”第二次在文中出现时，“手稿”已经是满篇狼藉，肆意涂抹，无列无行，雷霆轰鸣。对逝去亲人铭心的追念和对叛乱奸佞刻骨的仇恨，使得他无法抑制自己胸中的情感，无法控制手中的这支笔。

通观《祭侄稿》，怎能想象颜真卿会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写得这样奇崛雄健，这样浩气充塞。江河翻涌，山峦崩催，天塌地陷也不过如此。一千多年来，颜真卿的《祭侄稿》不仅被公认为是颜氏行书中的顶峰之作，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作继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书法的特殊意义在于他“一变古法”。王羲之确立的书法传统与风貌，从东晋到晚唐四百年来一直延续。历代书法家们虽然各出机杼，但基本上都是继承有余，创变不足。而颜真卿从王羲之那里继承了书法传统的基本原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革故鼎新的风格转换，创造性地赋予了书法一种崭新的形神风貌，令人耳目一新。颜真卿将魏晋以来的真书和初唐开始的楷书在结体、笔法、形态方面都进一步规范，使楷书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新的书体。

颜真卿的一生活了七十七岁，后人按颜体楷书的发展变化和与之对应的年龄将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划分为小颜、中颜和老颜三个阶段。《多宝塔感应碑》是颜真卿44岁时所作，可以看出，颜真卿此时的楷书仍然是从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那里继承而来。从这个时候一直到他五十岁的颜氏书体，被后人称为“小颜”， “小颜”是他初步确立自己“颜体”面目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颜体的继承还多于创新。经过书法前贤张旭的指点，颜真卿欣喜地说：“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意思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学书之法，从现在算起，五年之内，我的楷书和草书必成大器。中国书协技术委员会委员郑歌平：““中颜”是指颜真卿五十岁至六十五岁之间。他63岁所书写的《麻姑仙坛记》这个碑，颜体楷书已经完全成熟。笔画，结体和布白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至此颜真卿已经是一变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这种风貌是，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比较粗壮；前者雅，后者宜；前者瘦，后者显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老颜”一般是指颜真卿六十五岁以后的书法创作，在这一阶段，颜真卿书写了大量的书法作品，颜体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所立的“颜君神道碑”，因为是颜真卿为他的曾祖父颜勤礼所立，所以后人称其“颜勤礼碑”。宋代欧阳修在《六一集古录》中曾经对此碑专门收录记载。可是这块石碑在北宋元祐年间忽然神秘失踪了，一直到公元1922年，陕西省在修缮省长公署的时候，竟意外地在公署的后院深土地下发掘了此碑。出土的时候，这块代表了颜真卿书法最高艺术成就的碑刻，除了石碑中部断裂，其他部分都铓锻如新，显得神采奕奕。“颜勤礼碑”是传世颜书石刻中保存最为完好的。

宋代大诗人陆游在他的诗中写到“学书当学颜”。这句话也许仅仅是陆游在学习书法时的一点个人体会，却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一句学书箴言。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颜真卿被唐代宗李豫封为鲁郡开国公，后人称他“颜鲁公”即由此而来。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希烈谋反，叛军攻陷了汝州。宰相卢杞乘机铲除异己，加害颜真卿。他向德宗李适（kuo）建议，说李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不可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糊涂的德宗皇帝准奏，着令颜真卿去传圣谕，招降纳叛。

颜真卿受命后“不宿于家，亲党不遑告别”，立即动身，前往许昌。消息传开，举朝震动。有大臣急忙上疏德宗，说派颜真卿去宣谕万万不可，结果只能是“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请求德宗收回成命。

《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颜真卿比别人更明白卢杞的险恶用心，他平静地写好给儿子和家人的遗书，要他们“奉家庙，抚遗孤”，这可以看出颜真卿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去执行这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西北大学教授李志慧：“果然呢他一到许州，就被李希烈扣留了。李希烈先是向他利诱，让他给唐德宗上书，制造一个李希烈愿意“罢兵马”的假象。又请他做自己的宰相，被颜真卿毅然而然地拒绝了。李希烈恼羞成怒，于是呢又对颜真卿进行威胁，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或者烧死。而且他问颜真卿，你知道颜杲卿是怎么死的么，颜真卿微微一笑，你知不知道颜杲卿是我的族兄。颜氏一门没有投降之人。于是颜真卿给朝廷写了遗表、给自己写了墓志铭，给自己写了祭文。在这祭文之中，他严正地写道“天之昭明，岂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在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的八月在蔡州就是现在河南的汝南龙兴寺中颜真卿被缢死。”

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半年后，叛将李希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皇帝痛诏废朝五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

历代评价颜真卿，首先对他道德君子、忠臣烈士的一生不惜笔墨，给予极高的赞誉。颜真卿一生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天子为臣，最终为唐王朝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南京颜鲁公祠，九十岁高龄的当代女书法家萧娴题写了“丹心臣子，热血书家”八个大字，概括了颜真卿的一生。

千百年来，在中国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来多少文人雅士、笔墨书家，而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实践在中国书法史上是有其特殊地位的，他虽然没有戴上“书圣”的桂冠，但在历朝历代书法家们的心中，他足以和书圣王羲之比肩。王羲之以“中和之美”筑起中国书法的第一座丰碑，颜真卿则是以他的“气格之美”树立起中国书法的又一座高峰。颜真卿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颜体书法创造性地赋予了中国书法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颜体书法的端庄威重、崇高神圣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颜真卿曾经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盖太上有之德，其次有之功，是之谓不朽。”颜真卿把儒家宣扬的道义风范和理想人格通过他的人生实践和笔墨艺术得以形象外化。从颜真卿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颜真卿那温良谦恭、磊落巍峨、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品质和修养。以至于后世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感慨地说：“颜公书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



附录1、天下第二行书《祭侄稿》——（颜真卿公元709-785年）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在整个书学史上的位置极其重要，自从元代鲜于枢首称“天下第二行书”以来，书学史家没有异议而吭气的，于是，毫无争议地确立了它的地位。不过，所谓的第二，我倒认为完全是因为出现的时间比《兰亭序》晚的缘故，而非空间的比较。痛心疾首的《祭侄文稿》点画狼籍，随手涂抹的恣肆获得了干裂秋风的奇效，难以阻遏的激情喷薄而出，掉臂直行的气概给观者以震荡的感染力。这部书法给人的震撼几乎是同声的，而非一个人的单独感受。然而，对于书学史来说，它的重要在于书法发展史的诸多问题需要从这里思考。

楷书的典型笔法是提按、留驻、端部和节点的夸张，在这些方面，提按为主要特征。由于楷书高度规范化并到达高峰之后，它的流弊所向披靡，“中怯”带来了单调，中部枯瘠疲软，给行草书带来了再难克服的痼疾，而千年多无法根除，越来越显示出顽症是如何的“顽固”。颜真卿是以楷书著称于世被尊为一代宗师的，换句话说，是颜真卿将楷书推到了顶峰，为万世楷模，成为难以逾越的峰颠。他避免了楷书对行草书的影响，使转自如，而后人却难以做到。

这些书学史上的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基点，还是让书学史家去费脑筋吧！

抛却这些费脑筋的问题留给书学史家，本想可以轻松地细读这部作品了。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出现了策略上的错误，实际上，即使不费脑筋，面对《祭侄稿》也绝对轻松不起来。因为这不仅仅是祭奠死人的文稿，而这去世的人是他的亲属，是被敌人杀害的亲属，是被敌人杀害以后还要将头颅割下来，将头颅割下以后还要悬挂在城头示众。

在我读这部书法作品的时候，往往有很多的忌讳，比如我不愿意说欣赏，也不愿意用“美的享受”这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这使我能够联想到勃留洛夫的油画《庞培的末日》，它给人的视觉冲击，让人想到灾难来临到人世间的时候人的无奈。这不是事件引发的冲击，而是艺术给人带来的感染。《祭侄稿》的不同在于，它不是自然的，不是不可抗拒的灾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是个体的，具体的。说白了吧，《庞培的末日》是天塌大家死，地陷大家亡。《祭侄稿》是颜真卿亲属的惨死，换来了更多人的生还。

公元756年，大唐帝国玄宗皇帝天宝十五载，岁在丙申，属猴。不肖说，这年的前一年是羊年。按照中国传统观念，羊年往往不利于国家，江山社稷会有难以克服的灾难，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随时有可能发生。

然而，乙未年过了大半，没有天塌地陷，也没有洪水泛滥，亦没有大规模瘟疫流行。只是五月间，浙西的人们听到天空有异声。朝廷在八月间做出了大赦犯人的决定，减刑或免刑。寻常百姓也得到了实惠，减租赋、劳役，并且赐给老人大米。朝野上下似乎松了一口气，羊年并没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歌舞升平，依旧是“金屋妆成娇待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往往挨不过最后的时刻，羊年的十一月八日，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安禄山矫诏，宣称有皇帝的密旨，令其入朝诛杀杨国忠。被称之为“营州杂种胡”的安禄山调集了所部兵马，又征调了部分骁勇善战的同罗、契丹、室韦人马，合计十五万，号称二十万，浩浩荡荡杀向大唐东都洛阳。

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的唐玄宗，俗称唐明皇的李隆基从温柔富贵之乡醒过来的时候，各地大唐地方军政官望风归降，营州杂种胡安禄山势如破竹。到十二月十三日，仅仅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攻占东都洛阳。

颜真卿是遭杨国忠排斥而外放到平原当太守的，自从当平原太守以后，“常与宾客饮酒泛舟”，暗自练兵加固城墙。战事初起，安禄山杀过来，颜真卿和在常山当太守的颜杲卿组成了抗击联盟，负责两地联系工作的就是颜真卿的侄子季明。常山城池并非那么坚固，实在难以坚守，“父陷子死，巢倾卵覆”，颜杲卿父子双双被害。

我的居住地是中国最大的村庄，这个最大的村庄现在是省会。在一千多年前，他应该归常山郡管辖。随着时间的变迁，常山曾经叫真定，现在名为正定，历史上有常山赵子龙。颜杲卿当太守的常山遗址我没有严肃考察过，可我每到正定，就想寻找蛛丝马迹，想像当年的战场。“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时候，唐玄宗的确是慌了神的。玄宗始闻乱，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

据记载：“安禄山逆状牙孽，真卿度必反，阳托霖雨，增陴浚隍，料才壮，储廥廪。日与宾客泛舟饮酒，以纾禄山之疑。果以为书生，不虞也。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

官场于颜真卿是不二之路，他在这条路上雄赳赳气昂昂，从来也没有懈怠过，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他与王羲之压根儿就不想在官场上呆着不一样，王羲之只要机会成熟就会离开。与苏轼也不一样，苏轼的态度曾经是要用一生的努力来实现政治抱负，当黄州的境遇和蕴藏的历史大度地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对“采菊东篱下”式的生活有了感觉，尽管那生活有时候是局促的，寒伧的。

至德元年（公元756）十月，颜真卿弃平原城池，奔赴凤翔，去见新任的皇帝李亨，即为肃宗。第二年十一月，扈从肃宗归长安。下个月唐玄宗回来，颜真卿率百官上表问安。宦官的政治欲望总是超强的热烈，李辅国利用挑拨，将颜真卿贬谪。乾元元年（公元758），距离颜杲卿父子遇害已经相隔一年了，颜真卿写下了著名的祭文，书学史称《祭侄季明文稿》，简称《祭侄稿》。

颜真卿也有“奢华”的时候，他写过一个讨米条子。这个条子说：“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尽……惠及少米，实济艰勤。”大书法家吴昌硕赞曰：“乞米书成盎盎春”，这就是颜真卿著名的《乞米帖》。本年高适卒，杜甫回到成都草堂。这部法书流传至今，成为后世书家向往的书法境界。

颜真卿是职业政治家，他对此坚信不疑。即使在妻子生病、没有食物、举家南迁途中，仍旧不能舍弃他的官场。他在《绪汝帖》中说：“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这是势利小人断难做到的，即使常人也难以坚持的决绝。

从公元766年至777年，11年的贬谪生活让颜真卿不年富力强了，陷害他的宰相元载伏诛后，以69岁的年龄回到朝廷。唐制70岁退休，在另一个大书法家——号称柳体的书家柳公权出生的那年，颜真卿三次上书要求告老还乡未果。数年间屡加官晋爵，终到从一品太子太保，时年74岁。

颜真卿不喜欢哀戚戚，即使在极端困苦的境遇，他也是昂首挺胸。强权压不倒他，昏君也无法阻碍他为国家的忠诚。他不是一个愚忠的臣子，他上书言事，几乎将皇帝的虚伪与无能、忠言不闻的昏庸剥露无遗。所谓“掉臂直行”的坚韧与至大至刚的毅力，站在唐朝的芸芸众生之中，显得更加伟岸。就是死，也不要给他放哀乐，他希望在他结束自己一生的时候，能奏起国歌。

李希烈谋反，使唐朝这个已经运转不灵的政治机器晃悠起来。宰相卢杞对颜真卿不能容忍，他的手段更为阴险，撺掇皇帝下了圣旨，让颜真卿宣慰李希烈。李希烈本来是朝廷派去镇压割据在山东的李纳的，二李反而勾结。其时李希烈已经猛悍如鹰，并选择了在河南开封称帝。一路将颜真卿押解到蔡州，劝颜当宰相，否则就是屠刀。颜真卿为自己作了遗表、墓志、祭文。公元785年，贞元元年，岁在乙丑，这年的八月十三日终被缢杀，时年77岁。给他设置陷阱的卢杞非常巧合地死在被贬谪的任所，空间和时间让他为颜真卿作了陪葬。天宝以后的唐王朝，国力越来越弱，民心涣散，毒瘤遍体，淹淹一息，早已经被国民安厝鄙视的角落，等待为他敲响的丧钟。

附录2、《祭侄稿》释文：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戍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扬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曰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制涂去改被胁再涂去）常山作郡余时受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衬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青青子衿

四、尚意领袖

   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最引人入胜的是风光如画的西湖。赞美西湖的诗词汗牛充栋，但是其中最为经典、最为贴切、立意最高、遣词最妙的恐怕是那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直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仅仅28个字，唱出了西湖的一切美好。把西湖的阴晴拟人化地比作美女西施的浓妆淡抹，此诗一出便万口流传。从此西湖又多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西子湖。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距今已经900多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所做。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三六年。

赏西湖美景令人大饱眼福，吃“东坡肉”又是大饱口福了。相传杭州百姓为感谢太守苏轼浚湖筑堤、造福一方的政举，“抬猪挑酒”送到苏轼门前。苏轼让家人按他的方法把肉烹制，犒劳大家。百姓们感激苏轼的情意，遂称用这种方法烹制的肉为“东坡肉”。消息传开，城里大小菜馆也纷纷效仿，至今“东坡肉”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在今天的杭州城里，还有很多很多和“东坡”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景物，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甚至把他和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

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中国文坛上都享有盛名，后人称他们为“三苏”。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得其三。中国古代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就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说得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在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有歌谣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这意思就是说眉山的草木在三苏面前都枯萎了，一点颜色都没有了。之所以这样，原来是颜色全跑到三苏的身上去了。

苏轼21岁时，就与父亲、弟弟一道，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正是那篇流传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的作者、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令欧阳修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的不同寻常，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提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这个叫苏轼的人的。”欧阳修为苏轼的才气所震撼，他为大宋朝能出现苏轼这样的才子连呼“可喜、可喜”。在欣喜之余，欧阳修感慨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今天的我们应该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叹，为苏轼能碰到欧阳修这样善于识才的伯乐感到庆幸，更要为欧阳修“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的高风亮节击节叫好。

书法经过初唐四杰到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才算是彻底完成了楷书的成熟过程，楷书的创作也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法度森严的阶段，形成了唐朝“尚法”书风。

从唐末经过五代十国到宋初，“尚法”书风一直沿袭下来。有法可依固然使得书法有了规矩和标准。但是，书法毕竟是人类精神的产品、艺术的创造，过于严谨的法度必然会限制人的创造性。宋初的书坛，缺乏引领时代风气的书法大家。欧阳修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感叹当朝没有可以与前朝书法大家相抗衡的书法家。欧阳修感叹“莫废于今”的局面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苏轼的出现。

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后张传旭：“紧跟着晋唐这样一个文艺繁荣、大师辈出的时代之后，要想在艺术上自成一家，有所突破，那必须独辟蹊径。所以最早是由苏轼提出了尚意的口号。”

宋代的大书家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他们的文人修养之高是历代书家所无法比拟的，而苏轼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宋代自苏轼开始，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不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官，他们首先认定自己的身份是文人，心态自然也应该是文人士大夫心态。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人书法，追求的是以文章才学为根基的个体心性的自然流露，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唐朝以来以书写法度为要义的风气，而将艺术素质作为书法要义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宋朝的文人们更愿意写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闲情逸致，在书中同样流露出属于自己的率真性情。这也就是“尚意”书风的思想基础。

苏轼的儿子苏过在评论父亲书法时说，他“并无意于以书自名，其书亦不过是其人的那种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而应之手罢了”，这就是说苏轼的书法只不过是他超然物外、意欲“乘风归去”精神的自然流露。苏书那种傲岸磅礴、潇洒出神的风格特征也正与苏轼本人英风逸韵、飘然欲仙的风采互为表里。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书贵瘦硬方通神”，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是非常推崇瘦硬书体的。到了宋徽宗赵佶，更把瘦硬书体发挥到了极致。苏轼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他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明确提出“短长肥瘦各有态”的主张，认为杨玉环和赵飞燕一肥一瘦，但并不妨碍她们都是倾城倾国的美女，只不过她们美的风格不同罢了。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在唐以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可是北宋对外，处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事威胁下。对内，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势力结成朋党，新旧党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神宗皇帝也有心改变这样的局面，于是变法求新的重任落到了宰相王安石的肩上。

27岁的苏轼怀有一腔报国的热忱，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苏轼的谋划与王安石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王安石提出要改变法制，苏轼却初生牛犊不怕虎，公然上书皇帝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失于任人，非法制之罪也”。王安石要变法科举，苏轼又上《议学校贡举状》，再次反对王安石的主张。

苏轼的文章诗词在社会上深得人们喜爱，不仅市井百姓喜爱、文人士大夫也喜爱。

皇帝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是对苏轼的诗词文章也是爱不释手。因此，苏轼的文章诗词流传很快、很广。他完全忘记了还有那么多双仇恨的眼睛在盯着他，没有想到危险就在身旁，必欲除掉他而后快的人无所不在。

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对苏轼早就心怀不满的一些人摘取苏轼词句中的句子加以分析后上奏皇帝，说苏轼“衔怨怀怒”、“包藏祸心”。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了。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押解京师。史书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好在京城替苏轼说话的人很多，加之仁宗皇后也亲自出面求情，苏轼这才获赦出狱，发配黄州。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教授叶培贵：“黄州是苏轼这一生比较特殊的待过的一个地方，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个虚的，主要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过的是相当的不痛快。那么来到黄州以后，他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叫东坡种花诗。当时白居易也是因罪被贬，写下这首诗的。两个人的情境非常的相似。所以他就取了东坡作为自己的号，称做东坡居士。”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他因言惹祸，结案后被贬到荒僻的黄州，也不得不为温饱奔走道途。他叹他自己：“自笑平生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思想和文风发生了变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望却营营，夜阑风静縠（hu）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寒食帖》是苏轼被贬谪黄州第三个年头的三月初七写下的两首诗。因其第一句是“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后人称其为《黄州寒食诗帖》，这是苏轼存世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代表作，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在《黄州寒食诗帖》中情感波澜起伏。前七行书家的心境还比较平和，书写中规中矩，结字以扁平为主。随着情感逐渐向激越过渡，用笔也逐渐沉着痛快，字形出现正斜交替变化，用笔无拘无束，率意奔放。书到后面，越发恣肆挥洒，特别是“哭塗穷”这三个字，字形猛然放大，突兀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产生了令人心惊胆战的视觉冲击力。随着“死灰吹不起”全文戛然而止。

《黄州寒食帖》的书法艺术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凝重与流动、豪放与平和，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果我们再把作者所表达的心境和书法综合起来观看，一幅日暮途穷，“断肠人在天涯”的场景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读着这样的文字，一股悲凉之气，充塞胸襟。在手稿的结尾作者并没有落上自己的名款，仅“右黄州寒食二首”便草草结束了。这在苏轼传世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揣测苏轼的心情，在这个暮春季节，面对连绵不断的淫雨，外面到处是一片泥泞，一片萧瑟，书家病后初愈，面对空灶湿柴，冷清之极，遥望家乡，云路隔断。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此情此景，令人不忍卒读。

苏轼作为宋代书坛“尚意”书风的开山之人，终其一生推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推崇二王书法的“绚烂至极，复归平淡”,王羲之那种不激不励、平淡深邃的书法风格是苏轼心中的最高典范。而苏轼对唐代书法整体上评价并不高，认为唐人一味追求形式，缺乏新意。“尚意”书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唐代“尚法”书风都是一种背叛或者说挑战。但是在他需要明确指出一个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时，苏轼却偏偏没有提及书圣王羲之、也没有提王献之。而是出人意料地把这个惟一的选择献给了唐代的颜真卿。在唐代书家中，苏轼惟对颜真卿情有独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评价时，他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他认为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至善至美，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书圣王羲之却没有进入苏轼的法眼呢？《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朱培尔：“是因为他在书法标准之外，更看重颜真卿的人格魅力。在苏轼的眼中，颜真卿其实是最符合儒家道德传统的正人君子，这个方面他占的比重非常大。宋朝人论书往往把书品和人品联系起来，苏轼也是赞成“书如其人”、“书为心画”的观点。”

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赵煦登基。小皇帝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她对苏轼的才华颇为赏识，于是重召苏东坡回京。在政治漩涡中浮沉起落的苏轼这一次迎来了他仕途最光明灿烂的一幕。高太后垂帘听政，给保守派东山再起提供了条件，他们纷纷要求废除王安石变法，彻底恢复旧制。但是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年轻了。他认为对变法应该留利去弊。这自然又引起动荡，于是有人将他比做第二个王安石。这一次不但改革派反对他，保守派也开始反对他。或许是看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陷入艰难，苏轼心灰意冷。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苏轼贬谪惠州。绍圣四年，又是一纸贬书飞来，苏轼再次被贬海南的儋州，真正是到了天涯海角。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即位的是宋徽宗，许多流放边地的大臣接诏内迁，苏轼也在其列。在天涯海角度过四年艰难时光、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根本没有想到此生竟还能活着回去。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回师北归途经琼州海峡时，苏轼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件书作《江上帖》。《江上帖》用笔雄健，结字精美，章法自然，表现出他睥睨一切的气概和“人书俱老”的境界。后人从笔迹中可以看出，苏轼写此帖时用笔已经出现颤抖，这是垂暮的病态显露。苏轼写下《江上帖》三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了。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据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去世的消息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jie）出涕”。

在苏轼去世一年后，朝廷对苏轼的态度突然转变，皇帝颁旨，严令禁止苏轼的诗集文章，捣毁刻有苏字的石碑，销毁苏轼的书法作品。

苏轼在诗中写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认为只有胸中万卷诗书，才能够笔下通神。苏轼是中国古代最先提倡提高书家知识修养的人，他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主张书家从对书法形成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书家的学识修养直接决定他的书法境界。黄庭坚评价苏轼：“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这就解答了为什么苏轼书法“无一点俗气”的问题，苏轼书法中所充盈的文章学问之气，淋漓尽致地从笔墨之间散发出来，这种浓郁的文人气息，自宋以来，一直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道路900多年，直到今天。

附录：

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苏轼（公元1037-1101）



因为看到《栾城集》的缘故，我知道了苏轼的祖籍是栾城的，让我好不兴奋。虽然我不姓苏，也没有排多少世孙的癖好，可是，毕竟我居住的地方是这样大的一个文豪的祖籍，好像他就在身边似的。顿时觉得，在这里居住也并不委屈。

到栾城很近，似石家庄的郊区一样便利，一座意想不到的“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就坐落在县城的边缘地带。资料之完备，制作之精美，是我始料未及的。粗略言之：苏轼是唐朝武则天时代宰相苏味道的十一世孙，苏味道祖上因在赵州作官，从邯郸临漳迁移到栾城。苏味道造贬，死在迁任的路上，归葬栾城，留下苏轼祖上这一支脉在眉州。

苏东坡与父亲苏询，弟弟苏辙称为“三苏”；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苏欧”，诗歌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他精于书法，是宋四大家之首，还精于绘画。如此的一个天才，影响中国一千多年至今不衰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是他自己理想的苏轼，就是那个样子——过人的聪明，诙谐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苏轼的性格需要作者去揣摩，去想像。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绝对的准确，来把握一千多年前一个人的心理乃至性格。他的确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失败后，他又反对保守派。他一生有过极其辉煌，如果他的立足点在当官，他是有能力，也有机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的。他不是，他的信条是为国家做事情，为百姓做事情。他一定要把事情放在首位，要做好，到什么地方去，是否升迁了他不在乎。于是，杭州的西湖有苏堤，徐州留下了坚固的防洪堤坝。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是不能得到安生一点，也就是说，一个以当孺子牛为行为准则的人，还是要被嫉妒，被污蔑，被陷害，被糟践，被侮辱，被恶意贬低，被歪曲，被谣言包围。他在朝中为官的时间远远少于被贬和外放，他的足迹踏过杭、密、黄、汝、登、扬、定等州，最后的流放地是琼州。一心脚踏实地想害死他的人今安在，若不是为了查找苏轼被陷害的原因，谁还知道他们是谁。今天我们看来，这些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天赋，没有做事情的能力，更谈不上才华。有的就是那张并不美观的嘴，在背后嘟嘟囔囔而已。凡是恶意贬低别人的人，他一定会比被贬低的人低下。苏东坡学问之大才华之高，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当初构陷他，誓死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怎么说他。比如李定，他在给皇帝的奏折里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他一生饱偿围攻，却从来不会恨人，只会恨事，即对事不对人。他与王安石算是政敌了，在他从黄州解脱，有一段日子是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先是任命到汝州，他想脱离官场，在太湖边安家。他给皇帝上了折子，等待圣旨。据说王安石晚年很是凄惨，常常骑着毛驴在乡间野老中闲逛，有一天到达南京，还去看望疲惫的老人王安石。

他不会恨别人，别人未必不恨他。恨他才学太高，天赋太高，智慧太高。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该抢着要什么，却知到自己不该要什么。他对人不会虚以应付，这会让人不舒服。据说有一回一位自己觉得比李白、杜甫还要伟大的诗人拿了自己作品给苏轼高声读——俗称朗诵。问这诗怎么样，苏轼回答说：“诵读之美七成，诗句之美三成。”这样回答虽然符合事实，也很机智，可是，招人恨是必然的。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险些让苏轼丧命。

皇恩浩荡，皇帝放了苏轼的命，可是，贬谪黄州。虽然苏轼在黄州将自己的号弄成了东坡居士，虽然他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歌，虽然他已经不再想自杀了，可是，他的生活还是极其困苦的。贬谪黄州时官位等于没有了，是个团练副使，无权签署公文，也不准离开此地，等于软禁。《黄州寒食诗帖》就诞生在这里，一个长江边上的小镇——黄州。文字有这样的内容：“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腻歪—— 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感觉是诗歌的主题，无可奈何的状态是基调，至于书法怎样，已经不要顾及了。非常巧合的是，《寒食诗》与《兰亭序》和《祭侄稿》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是一字不错的书法故意。这个词是我根据法院判决书的逻辑造的，所谓书法故意，就是故意为书法而创作。脱字一处，错写两处，随它而去，继续书写。可是，我常常揣摩苏轼在黄州时期的心情，态度似乎是这样的：饶恕那些该饶恕的人，也饶恕那些不该饶恕的人，随他狗日的去吧！

这样的心境，在苏轼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表露。他不是个能够处心积虑算计别人的人，但是，这不说明他没有智慧，没有力量，只是他不屑于蝇营狗苟而已。著名的《洗儿》诗是人们所熟悉的。这首诗表面上是在骂自己，实际上，他的对手如果看了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愤怒，无从发泄的恼火：“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愚和鲁就能到公卿吗？还是公卿就是愚且鲁的现状呢？

诙谐？莫名？调侃？自嘲？这轻松吗？在他的心底会有怎样的自我感受呢？他会考虑他的对手看了会怎样吗？他为什么这样刺激他的敌手呢？我想，他不会，他不会想到对手的美丽和不美丽的心情。痛彻心扉的表露，喜悦和感慨的表达，至于那些勤勤恳恳想害死他的人，还是那句话，好自为之……去吧？

实际上，在苏轼到黄州之前，他还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像古代所有才华横溢的文人一样，是以辅佐君王为理想的。成为一代名相，几乎是他们的共同道路。王羲之是个案，是特例，因为他目睹了宰相的悖论，过早地承受了官场的腥风血雨。而苏家父子三人以遥远的眉州一介布衣，当然不愿意久困山林，踏入禁中自然是他们的升天般的盛事。直至黄州，他才知道自己的理想与性情之间还有相当大的磨擦。在他再次抵达禁中，成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也没有洋洋得意，也没有忘乎所以。

《黄州寒食诗帖》是一种心情的自然流露，一段生活的诉说，一种境遇的超脱方法，还是寄托在诗歌里的情绪，使他能够在极其艰难的困苦中有了定力，是没法说清楚的。他的门生黄庭坚这样评价这幅作品：“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如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书法艺术与绘画不一样，绘画没有明显的缺点或者错误。书法有时候是一个人多年养成的习惯形成了习气，造成了一种毛病。比如颜真卿楷书的勾角，竖画的陡然勒重，实际上并不美观。有人戏言苏东坡的书法是“石压蛤蟆”，扁肥成病，他自己并不在意，他有自己的观点。比如执笔，常人都是双钩，两个指头在笔杆之外，他是单钩，就像现在我们执硬笔的方法。常人在执笔时讲究握牢靠，说王献之在学习写字的时候，王羲之从身后突然抽笔，没有抽动，预测将来必成为名家。苏东坡也不以为然，他说“书不在于笔牢”。名言“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寥”，“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如此等等，超乎寻常。

《寒食诗帖》正是这样的一幅典型之作，它的意义远远大于书作本身。他认为书法要“神气骨肉血具备，”五者阙一不可，这种论法成为历史上第一人，突破了唐代尚法的樊篱，开启了尚意书风的一代先河。

以“东坡居士”自誉的苏轼是中国少有的艺术全才，也是艺术天才，书法上“技近乎道”的理解，与黄庭坚得益于禅宗“渐修顿悟”一样。他在黄州创作了大量的书法、散文和诗词，仅仅书法的存世量就很大。还特别创作了狂草《梅花诗帖》以及众多的尺牍，是法书的不朽作品，同时也是绚丽的华章。如果我们没有领略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在书法史上还有那么高的地位的。

淫雨淅沥的黄州，古气盎然的黄州；令人烦恼的黄州，也是令人逐渐适意的黄州；黄州是牢笼，也是一片心的天地；诅咒黄州，歌唱黄州。正如我所在的城市，污染得那么不靠谱，对她的感情是复杂的，雾都给我的不仅仅是弥漫，还有成长。拥抱黄州，拥抱雾都。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风的突变，也是他思想升华的突变，更是他成为可爱文人的见证，我们欣赏它吧！。用苏轼的诗来结束这篇短文更为贴谱：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青青子衿

五、悲情书家




明代著名学者何良俊说“自唐以前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集贤也”。这个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说的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赵孟頫开创的回归魏晋、回归传统的书风一直影响了中国书坛几百年，直到今天，他的影响依然存在。赵孟頫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文人，他的书法潇洒中见高雅，秀逸中吐清气。他的绘画开宗立派，是文人画派的一代宗师。他通音律，著有音乐专著；他的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元代诗人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赵孟頫在书画方面的名声太大了，以至于遮掩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名声。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后，却一直存在着“誉之甚隆”和“毁之甚烈”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那么为什么在赵孟頫身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赵孟頫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赵孟頫的血统是正宗而高贵的，他是赵宋王朝的后裔。他的十世祖先可以追溯到宋太祖之子八千岁赵德芳身上。虽然出身高贵，但赵孟頫的青少年时代却是在坎坷忧患中度过的。他的父亲官至户部侍郎，优越的家庭环境给了幼年的赵孟頫以良好的文化熏陶。不幸的是在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赵孟頫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十四岁时，赵孟頫便担任真州司户参军，他把这个职务看做是报效朝廷的机会和实现抱负的起点。但南宋王朝其时已如大厦将倾，朝不保夕。他一心想为之效力的朝廷已然是风雨飘摇，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已经托不起赵孟頫的梦想了。随着南宋的灭亡，赵孟頫不得不闲居家中。

在闲居的日子里，赵孟頫苦研学问，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当时的赵孟頫已然是吴兴一带杰出的青年才俊了，最先推荐赵孟頫出山的是吏部尚书夹谷，他力推赵孟頫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然而这时的赵孟頫却无心在元朝做官，他婉言谢绝了夹谷的推荐。他在《赠别夹谷公》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青青蕙兰花，含英在林中。春风不批拂，胡能建幽心”。赵孟頫借山中静静开放的蕙兰花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宁愿闲居在山林，也不愿出去做官的心情。

然而几年之后，赵孟頫却改变了初衷，他没有能像蕙兰花那样，静静地在深山中开放。最终还是做出了出山的选择。赵孟頫到达元朝的统治中心元大都后，立即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看到赵孟頫相貌清奇，器宇轩昂。忽必烈大为赞叹，“以为是神仙中人”。最高统治者的亲切会见，使得年轻的赵孟頫热血沸腾，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赵孟頫表示：“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

此时的他决心要用自己的所学到的知识来报效国家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赵孟頫终于开始对自己的出山感到懊悔了。三十七岁时，入京四年的他写下“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的诗句。其后赵孟頫所做《罪出》一首诗中，他内心的悲伤更是溢于言表：“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

昔为海上欧，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催槁。”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孟頫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想为国尽力，又深知自己的特殊身份。自己寄人篱下，虽然荣华富贵，却事事堪惭。

他像一只笼中的小鸟在哀鸣，只能任由“毛羽日催槁。”这种痛苦的心情无法向人诉说，因此只能从佛教教义中求得解脱，他拜高僧为师，与夫人管道升一同作了虔诚的佛门弟子。

赵孟頫的痛苦并不在于他的怀才不遇，无时无刻挤压在他心口的巨石恰恰是他太熟悉太了解的儒家道德规范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士二主的所为是与这个规范截然相悖的，他的心灵时时刻刻都在经受这条无形鞭子的抽打。在元代，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似乎能够理解赵孟頫，并对他推崇备至。但到了汉族重新统治的明代，对于赵孟頫的议论却越来越多。

虽然衡量文人和衡量浴血疆场的将士标准不一，但是在历史上也不乏慷慨赴死、英勇就义的事例。在赵孟頫出生之前570年的唐贞元元年，唐朝的三朝元老、光禄大夫、大名鼎鼎的书法家颜真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七十五岁高龄，抱着必死的决心，奉旨到叛军营中招降。面对叛将的威胁利诱，颜真卿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在赵孟頫去世220年之后的明末清初，福建的黄道周作为明朝的遗臣，尽管为官时因为直言，被廷杖、被囚禁、被革职，多次受到崇祯皇帝处罚。但当清兵攻进北京时，已经身为庶民的黄道周毅然在故乡起兵，抗清失败，面对屠刀，宁死不降。他和追随他一同赴死的四个学生一起，谈笑自若，在南京引颈就戮。他们死得壮烈，博得了后人的称赞和景仰。

和颜真卿、黄道周相比，赵孟頫的行为自然就形同变节事敌，猥琐无骨。赵孟頫的书法自然也受此牵连。明代的书法理论家项穆就曾以卫道的立场指斥“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

清代冯班也说：“赵书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这些评论尽管都肯定赵孟頫的书法是和王羲之一脉相承的，但同时又指出，赵孟頫书法中流露出来一种缺乏气节、缺乏骨气的奴性。

这一切的罪恶之源就是因为赵孟頫“天水之裔” 却“甘心仇禄”。既然你赵孟頫是赵宋皇室的后裔，怎么能甘心食仇敌俸禄呢？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教授叶培贵：“明末清初的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他还是个医学家叫傅山。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集中的对赵孟頫出山这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傅山本人是坚决不和清朝合作的。比较著名的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他为了不剃头宁愿出家做道士。同时穿红衣服，为什么呢，朱衣，明朝的姓是朱，明朝皇族的姓是朱。”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强行将傅山押送北京，逼迫他参加康熙主持的考试。身至北京，傅山卧床不起，拒不参加考试。康熙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

如此隆恩，傅山却丝毫也不领情，拒绝叩头谢恩。就是这个宁死不做大清官的傅山，在年轻时也曾经欣赏并学习过赵孟頫的书法。满清推翻明朝之后，国破之恨无法释怀，转而对“事敌”的赵孟頫变得极为鄙视，容不得赵孟頫的“贰臣”行为。他告诉他的子孙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无骨”。意思就是说因为极端鄙视赵孟頫这个人进而才鄙视他的书法。

赵孟頫是无力改变现状的。他只能在诗文中感慨人世的艰难了。“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计?

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譬溪春水生，必志行可遂。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这时的赵孟頫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古人的诗文，能够心慕手追魏晋书风，寄情于书法艺术，已经成为赵孟頫摆脱内心痛苦的精神寄托了。

元贞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赵孟頫借口身体有病，终于返回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

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寄情山水，颇感自在。他时常到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活动，与四方才士常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在书法实践中，他极力推崇东晋书圣王羲之，他认为，王羲之能够“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而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境地”。赵孟頫以魏晋法度为书法艺术的理想境界，他说“古法终不可失”，得古法者品位自然就高。所以说如果元代的书法潮流是复古，而高举复古大旗的这个人就是赵孟頫。

大德三年，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官职虽然没有升迁，但此职并不需要离开江南，在这个职位上，赵孟頫一直干了十一年。

皇庆三年，随着仁宗即位，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元史》记载，仁宗非常器重赵孟頫，他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仁宗皇帝把赵孟頫比做唐朝的李太白和宋朝的苏东坡。

那么他今天拥有了赵孟頫，与拥有李白、苏轼的唐、宋皇帝便没有了区别。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延佑三年七月，赵孟頫被拜为翰林学士、荣禄大夫，官至一品，备受帝王恩宠。至此，赵孟頫的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

然而赵孟頫面对功名利禄，内心的痛苦仍然不能缓解。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感慨万千，不禁悲从中来：“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牙齿和头发都已经掉光了，在自己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除了书画尚可聊以自慰外，其他一事无成，令他感到惭愧。

赵孟頫的夫人是著名的女词人管道升，她深知赵孟頫的内心痛苦，曾填词劝慰赵孟頫说。“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她认为富贵名利都不及自由更可宝贵，不及驾一叶扁舟，吟风弄月来得痛快。

延佑五年，管道升病逝。相濡以沫的夫人离他而去，赵孟頫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其间，仁宗、英宗数次召他赴京，但此时的赵孟頫早已是心力交瘁，根本无心于朝政了。

1322年的6月，赵孟頫无疾而终，享年六十九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倪文东：“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到后来的明朝，这样一个过渡时期我觉得赵孟頫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过渡人物，能够在少数民族统治这样的时代，能够使传统的这种汉族书法发扬光大、尊崇传统，我觉得他的这个路子走得非常巧妙，干什么呢？他复古，复古干什么呢？以复古来创新。”赵孟頫书法的温雅秀润是前无古人的，后人称其“肉不没骨，筋不外透，虽姿媚溢发，而波澜老成，譬之丰肌玉环，作霓裳舞，谁不心醉？”

赵孟頫书法是秀润之美的典型，如同王羲之书法的中和之美、颜真卿书法的气格之美一样，是无与伦比的。

赵孟頫作为元代地位最为低下的“南人”，却能够官至一品，名满四海，这在元代历史上独一无二。尽管如此，痛苦而压抑的心态依然伴随着他的一生，使赵孟頫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但是由于赵孟頫的出现，元代的书画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大汗的铁骑征灭了南宋，赵孟頫则以优秀的汉文化艺术征服了大汗的子孙。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了薪火不灭、古法不失。

对于这样一个呕心沥血，把一个文人的微薄之力发挥到极致的人，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呢？

在赵孟頫身后700多年来，他的声誉一直受到损毁，他的书法成就也一再受到贬低和忽视，他的历史贡献被打了折扣。这一切无一不是和沉浸在中国文人血脉当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密切相关。

赵孟頫在个人内心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忍受着世人所无法理解的心灵折磨，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在元代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由于他的作为，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同样树立起一座丰碑。

曾经对赵孟頫深恶痛绝的傅山，到了晚年，对赵孟頫的评价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在《秉烛》一诗中写道：“秉烛起长叹，其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奇，管婢亦非常。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馀一笔，何处发文章。”

令傅山在深夜秉烛长叹，辗转难眠，他思念的人到底是谁呢？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正是赵孟頫。诗中用“足奇”、“非常”这些词汇，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赵孟頫的敬佩。这时的傅山开始理性地看待赵孟頫了。也许是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巩固，明亡的历史不可更改；也许傅山也意识到薪火相传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时的他也许才领悟到赵孟頫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于手中的管笔之上是多么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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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淡笔尚书



清乾隆年间，啸园主人、著名的收藏家沈古心在园内建造藏书楼时，将他用毕生心血收藏的书法墨迹《戏鸿堂帖》，请篆刻名家刻碑镶嵌于回廊壁之上，作为镇宅之宝。《戏鸿堂帖》的书写者就是明代最负盛名的书画大家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生于公元1555年的松江华亭，董其昌曾经官至礼部尚书，权高位重。但是后人知道董其昌的却往往不是因为他那显赫的官职，真正使他声名远扬的是他那影响后世长达三百多年的书法艺术。

据《明史?文苑传》记载，董其昌在世时已经“造请无虚日，尺素短笺，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对董其昌的书法作品爱不释手，以为楷模。历经三百多年的沧桑，又有帝王的备至推崇，难怪李鸿章在啸园不惜留下恶名，也要把董其昌的书法碑刻掠为已有了。

董其昌出生在一个穷困的乡村秀才家中，据《云间杂识》记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贫瘠的二十亩土地要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生活的窘迫激发了年轻的董其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之路。他潜心学习经史，钻研八股文章。很显然，董其昌走科举入仕的路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走上书法艺术道路，成为明代书法的开派之人却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

董其昌在自己的书论《画禅室随笔》中，这样记述了自己这段特殊的学书历程：“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吾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书法不好而被剥夺了本该是我的第一，因此发奋向书法前辈学习。先学唐代大师颜真卿、虞世南。之后觉得魏晋书法更为风流，于是，又临王羲之和钟繇。这样苦学三年，已经深得古人之法。文征明、祝枝山这样的本朝大书法家们已经不看在眼里了。

可以说，青年时代这种咄咄逼人的进取勇气，也正是董其昌日后书艺大进的巨大动力。据记载曾有落魄的大姓人家子弟以六十金出卖古人的墨迹，当时还困顿贫寒的董其昌竟然拿出自己全部的教书所得购买下来，以致“垂囊而归”，这种举动自然招来家人的责骂。董其昌对此毫不在意，相反，如获至宝的激动竟使他夜不能寐。他说：“吾度未即沟壑，不忍王谢子孙一寒至此，将使古人手眼狼藉求田间舍翁。较论重轻，讵非罪过？”我再难也还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怎么能忍心看到他拿着这么好的墨宝去求人呢？如果坐视不管，岂不是我的罪过吗？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已经三十四岁的董其昌迎来了他命运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这一年，已经多次参加科举的董其昌，终于得中进士，入北京翰林院学习。告别了散淡的云游，董其昌终于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仕途生活。而这种生活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当时的北京，是明朝的文化中心，翰林院又是文人、学士云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僚都是来自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别是董其昌的老师、翰林院学士韩世能，此人嗜书画成癖，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这么一个人出现在董其昌的面前，是为大幸。董其昌一面听从老师的教诲，一面又大量借阅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晋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寝食”，短短几年，董其昌书学大进，开始在京城渐渐有些名气了。

董其昌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履行着他“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授课之余他几乎从不过问政治，即便如此，董其昌也还是难逃厄运，当他在授课时讲解“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说，试图去启发这位失宠的皇长子的时候，终于灾难降临。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副使。这一年，董其昌四十三岁，已是他踏入仕途的第十个年头。

深感宫中是非莫测，宦海不定，董其昌干脆称病，不去赴任，他回到了松江，此后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董其昌常常和友人泛舟浦江，即景乘兴，泼墨山水，观赏法帖，行笔挥毫。这个时期的董其昌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米芾等诸多名家的法书，日夜赏玩临摹，他的传世书法佳作《戏鸿堂帖》就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

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郑歌平：“可以说，董其昌不是一个创新派，他笔笔取法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位明代的“开派”的大家。那么值得我们研究的是，他是怎么开派的呢？董其昌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也就是他临书不死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应当是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

正当董其昌在江南游目骋怀、放情山水的时候，朝廷的一道圣旨令他不得不再一次告别已经过了六年的隐逸生活。

此番朝廷派他出任的是湖广提学副使。提学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巡查当地的学堂以及其他教育事务，这本来应当是一个需要高度责任心的职务。但到任后的董其昌并没有认真履行他的职责，在游山玩水之余尽情地笔墨翻飞，似乎成了董其昌唯一乐此不疲的事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或许是六年的隐逸生活过于长久，使董其昌丧失了一个朝廷命官对公务所应当具备的严谨和刻板？或许是湖广一带那些能够给他带来创作灵感的山山水水使他心无旁骛？或许是朝廷的风云变幻、官场的是是非非使他无所追求，心灰意冷？还或许湖广提学副使这个官职太小，董其昌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呢？

在湖广任职仅仅一年的董其昌，出事之后，反落了个无事一身轻，他返回故里，重新过上了那让他得意的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董其昌朝夕以书画诗文为乐，佛学禅理寄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写道：

无边蕙草袅春烟，谷雨山中叫杜鹃。多少朱门贵公子，何人消受静中缘。

董其昌这次自作自受的官场失意，对于他来说非但没有任何悔意，反倒是成为他求之不得的结果了。

能够安心消受静中之缘，的确不是浮躁之人所能为之的。董其昌所追求的闹中取静或许要得益于他对佛教的笃信。禅宗与道教相比是悲观的，是美好理想幻灭的产物。自然更加符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被挤压的心理状态。被禅宗吸引的士大夫，无不处在对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导的矛盾心情之中，因此也就更加容易接受禅宗这种从不自由中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方式。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这位当年的皇长子，忽然想起了曾经给他讲过课的董其昌。董其昌的才学和为人都给这位新皇帝留下过深刻的记忆，董其昌的时来运转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一道圣旨颁下，钦点董其昌任太常寺少卿、掌管国子司业事，国子司即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衙门。浩荡的皇恩使董其昌兴奋不已。然而就在董其昌即将动身赴京任职之时，却忽然传来了光宗朱常洛驾崩的消息。这一噩耗对董其昌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他仰天长啸，痛感时运不济。

虽然光宗朱常洛的短命，没有让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国子司业职位，但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董其昌还是被新皇帝朱由校招入京城。并在天启五年（1625年），出任南京礼部尚书。这是董其昌的第三次入仕，这时候的董其昌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了。

由于当时的党祸酷烈，阉党毒焰熏天，为了明哲保身免遭不测，董其昌在担任尚书一年后便再一次请辞官职，告老还乡了。

这是董其昌的画作《栖霞寺诗意图》，这幅山水所描绘的是南京著名的栖霞寺。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公元一六二六年，也正是董其昌再一次隐退的那一年。董其昌目睹了众所不齿的宦官奸党魏忠贤最终掌管了朝政大权，而昔日与他同朝的许多大臣，都被魏忠贤诬陷处死。在这幅画中，董其昌描绘的佛寺隐隐约约地坐落在遥远的山谷之中。这或许表达了董其昌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之下，力图找寻一方清静之地的愿望。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8月，八十二岁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这一年，距董其昌考中进士走上仕途整整48年。

究其一生，董其昌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他对于仕途功名的切切向往，另一方面当遇到政治风浪的时候，他又能心甘情愿地弃官返乡，去过他那种怡然自得的隐士生活。如果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和智慧，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经营的话，那么董其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似乎又无所顾忌、有恃无恐。

董其昌的书法艺术以儒雅清淡和书卷气浓郁被世人称道。然而“书品即人品”、“书为心画”等等这些衡量中国传统书法最高艺术境界的尺度在董其昌身上似乎很难得到清晰的解释。几百年来，人们对董其昌书法艺术的追捧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与此同时，衡量传统文人的价值尺度却始终对董其昌有着更多的宽容。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赵孟頫和董其昌他们都曾经有过污点，在历史上人们所谓的污点。一般人们认为赵孟頫的污点更大一些，他是所谓的二臣，宋朝的宗室做了元朝的大官，备受皇帝的恩宠，就有点背祖离宗的意思，不肖子孙。而董其昌所谓的这种污点主要是他在乡间，在他的家乡，他的家人如何的霸道，当然也与他的霸道有关系了。就是他的这种声望、地位、家世，那么就是在乡里横行，乃至引起了民愤和众怒。所以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污点，好像在中国人的习俗的观念里性质不同。”

不管怎样，作为书家个体，董其昌的确不失为一位引领时代书风的大家。他的书法神韵令人折服，他的笔墨法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审美取向，也深刻的影响了身后近300年的大清王朝。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对董其昌的书法爱不释手，并以董书作为他们学习书法的楷模。

为了表示对这位书家的仰慕，康熙皇帝还在一次南巡时专程来到董其昌的故里松江，他利用检阅士兵水操的空闲，来到董其昌的祠堂，挥毫写就了四字匾额，书为“芝英云气”，并称赞：“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帝王的偏爱，使董其昌的书法被尊崇到了空前的高度。董其昌的书体被衍生成为了清代科举考试的规范体例，这就是所谓的“馆阁体”。一种对于书体的美学评判，在皇权的干预下转换成了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则。不可抗拒，只能遵从。董其昌决然不会料想到，他的笔墨竟然对后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响。

历史似乎在董其昌身上画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圆圈。董其昌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当初他自己因落笔不工而痛失入仕良机，但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莘莘学子们如果要想走上仕途，首先就必须仿效他的一笔一画，写出属于董其昌的书体来。董其昌一生倡导“临书不临死”，而他身后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在皇权的威慑下，必须拿出毕恭毕敬的态度来临摹董书。不但临摹，而且必须是“死临”，真正是“千人一面，全国一体”。如果不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对董其昌的书法尊崇发生了改变进而引起所谓碑学派的陡然“起事”，董其昌很有可能将一直作为后代的书坛正宗而被人顶礼膜拜。

作为一代书法大家，作为一位毕生都在追求文人理想的倡导者，面对这一切，董其昌究竟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悲哀呢？

附录：“三希堂”结穴人物：董其昌

明清两代，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让人警惕的朝代。这所谓的警惕，就是在繁盛的表层之下，还存在着危险性。由于明清科举取士，考卷要求乌、方、光，字的体势长短宽窄，以方为上，卷面要干净，黵卷是要扣分的，而墨迹亦要浓淡合适，既不能牵丝缠绕，也不能墨猪一片。字与字之间的比对，也大小一律。如此的戒律，给书法的个性发展设置藩篱层层，逐步趋于僵化。馆阁及翰林院官僚善于此道，得到了皇朝的推崇。在明曰“台阁体”，在清曰“馆阁体”。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酷爱董其昌书而研习，并力征历代书画，敕令修撰《佩文斋书画谱》；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继承了爷爷的嗜好而胜于爷爷，除敕编《三稀堂法帖》而外，尚有《石渠宝笈》。马宗霍说：“高宗席父祖之余烈……栖情翰墨……其书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乾隆本人的书法，精美可论，与他那些靠题跋吃饭的书法臣工一样，绝伦是谈不上的。

赵孟頫、董其昌就在康熙与乾隆时代成了官方推荐的书法家模范了，所谓风靡，所谓藩篱，所谓千篇一律，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胜焉，如此种种，已成历史而离我们远去。然则，我们今天在讨论董其昌，在着眼“三希堂”的时候，就必须将这情形复述，以做警惕状。所谓警惕状，就是书法怕风靡之流弊，一枝独秀而抑制百花齐放。

《三希堂法帖》的刊刻，无疑其功劳大于流弊，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与书迹。

平心而论，自元代以降，延至清代，书法集大成者，自在赵孟頫、董其昌。康、乾祖孙的眼光也与识者不悖。而这《三希堂法帖》的结穴人物，就是董其昌了。

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字玄宰，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一般称他为董香光或者董华亭。万历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人生的起起伏伏，世间的曲曲折折，都会让人难以措手。

董其昌的为官并不顺当，据《明史·文苑》记载：“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据此，后人多置喙，贬董其昌为人。居官不能通融，使得矛盾激化，终究会让人不舒服，后人也难以大加褒奖。据此言董其昌人品，似乎欠公道。在同一处文献还有记载，说是礼部侍郎田一俊死在任上，董其昌请假，千里护送归葬。这事情让人感动，我们现在的人，似乎是做不到了。

我常常想，启功的字清秀而“工”，董其昌的字也是清秀而“工”。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大学问，如果他们再为了起草诏书而书，就接近于台、馆阁体了。以他们的学问，以他们的见识，何以至此。万事都有来历，而这来历，对我们后人都是有启迪意义的，看你怎样置于你自己的演进之中了。

历来书法大家，莫不是以兴趣开始，而以毅力终其事。可是，也还有例外。

据启功自己说，他本来不是学书法的，他的绘画显示出了天才的抒发。绘画是需要题款的，最穷的题款也要写上年月和署名。长辈看他绘画还长进，字却丢人，画好了就让别人去代替他题款。这件事情极度刺激了启功先生，于是发愤研习书法。

董其昌十七岁参加松江府会考，文才名列第一的董其昌，因考卷的字太差，知府将其列为第二。董其昌对此耿耿于怀，多年后，已经成为名家的董其昌还要说说这件事情。在《画禅室随笔》里自述说：“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

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跋：“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董其昌成为一时之典范，虽然为皇家所提倡，法书为阁体提供了温床，但是，他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大家，也不是一般书家能够到达的境界。这境界，再走一步，即进入馆阁体的行列。问题在于，他没有走那一步。他的识见的高超，也是一般书家所不及的：“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第一次将尚韵、尚法、尚意提出来，为后世所不能否决的定论而沿袭下来。

考察董其昌，规模“三希堂”，其目的在于，警惕误入新的“台阁体、馆阁体”就够了，我想不必作过多的批判。

学谁得知谁。

那么，董其昌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清逸的书风而没有误入书坛的白虎堂。

他对整个书法史了如指掌。

他发愤临池寄情翰墨。

他建立了自己的书画美学系统。

这当然都是原因之一，我想，却不是事情的全部。

万历十六年，董其昌得中进士，是为公元1588年，属鼠。前一年阳历的11月13日，敢骂皇帝而著名的海瑞与世长辞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1月17日离开人间。张居正早已经被清算，董其昌进入朝廷，首辅申时行主政，为文渊阁首长。申时行是个表面上尸位素餐的人，而实际上，他用尽了心机来调整皇帝与大臣、自己与属下的关系。可是，终究未能解决复杂的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待到任期届满，一天也不能多待。1586年初，郑贵妃生了皇子朱常洵被封为贵妃，立储的事情成了大臣与皇帝上下否隔逐步剧烈的发端。万历一朝，是明代最长的一朝。万历皇帝是慵懒的皇帝，又长期与臣僚作对。这年，距离万历皇帝在四十八年去世，还有三十二年。董其昌要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使留在任上坚持那么长世间，在政治上也难有作为。

晦暗的政治局面，其实是造就了董其昌。如果他政治上春风得意如张居正，如申时行，那么，他将没有更多的时间研习书画。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书法家，却难以成为下宗师一等的大书画家。他的著述、绘画，都相当丰富。在李叔同的谈艺录里，根本没有把他放在书法家的行列里，而是在中国绘画史上论述。他家境与李叔同也有相仿的之处，不为衣食困扰，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撑他们的艺术理想。所不同的是，董其昌享年高寿，这无疑也是保证他的研究与艺术实践能够到精当的所在。

守硯居士

秦朝2010

撞油赞子矜公

其一
京有文博院，
要去实太远。
如今可以不出门，
论坛可浏览。

其二
多谢子矜公，
兴学亲身躬。
学古学文趣无穷，
菜地留美名。